1947年的重庆渣滓洞，墙缝里渗着霉味。谢葆真蜷缩在草堆上，手里的粗布在油灯下晃。小女儿杨拯贵快七岁了，她要赶在孩子生日前，把这只布老虎缝好。

　　铁门外传来皮鞋声，她把布老虎塞进草堆。十年了，从1937年那个秋天被抓，特务换了三拨，她身上的伤疤叠着伤疤，可骂人的力气从没减过。

　　“谢葆真，出来！”特务的吼声像生锈的锯子。她扶着墙站起来，裤脚磨出的破洞露着淤青的脚踝。刚走到牢门口，两条麻绳就缠了上来。

　　“你们要干啥？”她挣了一下，绳子勒进皮肉。两个特务架着她往刑房走，走廊里的风卷着其他牢房的哭喊声。

　　刑房的铁床冰得刺骨。特务扯掉她的外衣，露出打满补丁的贴身小褂。其中一个三角眼突然狞笑，伸手去解她的裤带。

　　“畜生！”谢葆真的唾沫啐在他脸上。三角眼抹了把脸，使个眼色，另一个特务死死按住她的腿。

　　粗麻绳把她的手脚捆在床柱上，骨头咯吱响。她看着三角眼从铁盒里拿出针头，那针尖在油灯下闪着寒光。

　　“杨虎城要是知道你们这么对他女人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”她的嗓子早被灌过辣椒水，喊起来像破锣。

　　三角眼没说话，一把扯下她的裤子。冰凉的空气裹着羞辱扑过来，谢葆真猛地弓起身子，却被绳子拽得更紧。

　　针头扎进大腿的瞬间，她像被火钳烫了似的嘶吼。那不是普通的针，药水顺着血管烧起来，五脏六腑像被搅碎。

　　她想起1936年的西安城。那时她跟着杨虎城在军营里跑，给东北军士兵缝棉衣，针脚比男人的刺刀还硬。记者举着相机追她，她站在高台上喊：“打鬼子要趁早，别等国没了才后悔！”

　　台下的士兵举着枪欢呼，杨虎城站在台侧笑，眼里的光比太阳还亮。他们那时总说，等把日本人赶出去，就带孩子们去看黄河。

　　剧痛突然攥紧心脏，她的嘶吼卡在喉咙里。视线开始模糊，她看见草堆里的布老虎滚出来，老虎脸上的黑线是她用烧焦的火柴头画的。

　　“拯贵……”她想喊女儿的名字，舌头却僵了。挣扎的力气像退潮的水，十秒不到，她的头歪向一边，眼睛还瞪着门口。

　　三角眼探了探她的鼻息，慌慌张张解开绳子。草堆里露出几十封揉皱的信，最上面那封写着：“委员长，我夫杨虎城促成抗日，何罪之有？请放我们一家团圆……”

　　他们慌忙把信塞进麻袋，却没人敢碰那只布老虎。它歪躺在墙角，用黑豆做的眼睛，好像正盯着这群人。

　　消息传到杨虎城被关押的玄天洞，他把自己关在石屋里三天。石壁上被指甲抠出深深的痕，后来那里长了丛青苔，像极了谢葆真当年最喜欢的绿旗袍。

　　1949年重庆解放那天，战士在草堆里摸到布老虎。针脚歪歪扭扭，肚子里塞着半块干硬的窝头。他们在旁边的泥土里，挖出了谢葆真的骨灰，装在一个破瓷罐里。

　　小女儿杨拯贵后来也没能穿上这件礼物。1949年9月，她和父亲杨虎城一起，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。

　　如今西安事变纪念馆里，有个玻璃柜摆着复制品的布老虎。讲解员说，谢葆真当年在狱中，总给其他女囚讲西安城的故事，说那里的城墙根下，每块砖都刻着“抗日”两个字。

　　那些施暴的特务，后来有的在清查中被抓，有的隐姓埋名活到晚年。据说有个三角眼的，临死前总说看见穿旗袍的女人，手里举着布老虎站在床边。

　　谢葆线岁。她没看到黄河，没等到女儿长大，可她骂特务的声音，好像还在历史的风里飘。

　　文献来源：《杨虎城将军与谢葆真》《重庆渣滓洞革命烈士事迹汇编》《西安事变亲历者回忆录》